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任翻译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日前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发表讲话，高调炮轰弊政，呼吁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中筠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年清华百年校庆，高规格纪念，但资中筠在讲话中透露，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清华百年校庆。她说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
资中筠说，大饥荒时期，包括他们夫妻在内的全国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撤走专家所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分子不愚昧，但他们被压下去了。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大讨论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不让说了。资中筠又批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这种说法逻辑不通，再多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因撰写《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遭全国左派”公讼”威胁，但资中筠表示非常佩服茅于轼，说他真正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受到很多打压后绝不放弃，还在到处奔波。
有人指责资中筠衣食无忧，”过得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对此，资中筠反驳说，这是因为她通过媒体了解很多事实真相以后，不能假装不了解，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欲罢不能。资中筠又援引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助手、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的话说，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他十几岁就入党，亲身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谎言，就要写出来。
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资中筠跳出以国家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她说，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 中共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资中筠却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
最后，资中筠以给《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题词：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与出席首发式的人士共勉。
资中筠生于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党员。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精通英、法文，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1959年，与丈夫陈乐民受命回国。资中筠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翻译。参加了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随后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团的全程接待，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接待。
改革开放之后，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陈乐民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
夫妻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2年，资中筠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起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的，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
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直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