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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只要政治(社会)土壤合适
医生做社工(其实不是从政)是很有可能做好的
也就是完全切割延续的政治纠葛 用工程学的思维和模式来治理社会 柯医生有很大的赢面 但很可惜 不适合这星球的大多数地方
以下是原文:
柯文哲:从医到从政,我的初心
2015-02-14 经济观察报书评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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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写书的此刻,离二○一四年底台北市长选战只剩几个月,在日日奔走忙碌的行程中,我还是想书写,记录下我人生重大转折的这些时刻,我为何从一个救人的医师、一个世界级的重症医学专家,转身就投入陌生的选战?我想写下对一座城市的愿景,写下从医到从政,这一路上的点滴。
我常说,人生都是意外,像投入选战也是。我本来是个台大医院的医生,二十多年来都在台大医院工作,后来因为人生的际遇,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抬起头来看看台湾的社会、抬起头来看台大医院以外的环境。我从小是天之骄子,长子又是长孙被受疼爱,书更是念得好,考上台大医学院、当上台大医院医师,再到建立傲视群雄的叶克膜团队、更完成原本窒碍难行的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与器官劝募系统。
但这一路顺遂的人生,在二○一一年台大爱滋器捐事件后起了波澜,虽然整起事件以我一肩扛起全责落了幕,但事件之后让我开始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到底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到底台湾要这样继续烂下去,还是应该寻求一个改变的机会?”而我的个性本来就是不说假话、实事求是、具有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与执行力。于是,慢慢地我周围开始有人发出要我参政的声音,但我父亲一听到我可能参选,吓得立刻从新竹坐客运上台北来找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了父亲,我不想再失去儿子。”
我明了父亲不愿我淌政治这滩浑水的心情,但是,自从我表明参选意愿,从李登辉到陌生路人,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人民的期望,让我的使命感愈来愈强,也更加坚定了我参选的决心。这种决心强到让一个五十五年来以父为尊、鲜少忤逆,且一向都是父亲最得意的好儿子的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心只想著,怎样才能改变台湾的现状?燃起了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
柯文哲在Ted上的演讲
我这辈子的经历中,每一份职务都是在最成功的时候交棒,从来没有享受过丰收的成果。但我就是这样,对于辛苦打拼得来的成果不留恋,转换跑道的牵挂才不至于那么重;否则,一个世界级医学专家,如何放弃过去拥有的功成名就去参与陌生的选战?
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台大医院爱滋器捐案遭受到不公,才被逼到出来从政?”其实我当然可以选择不从政,继续在医院里救人,可是,谁希望台湾继续这样下去?于是,我在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早上八点,值完大夜班的我,脱下白袍挂在墙上,走出台大医院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场。
对我来说,投入政治,其实就像是换个工作而已。我三十多年来没有换过工作,只在中山南路的两边走来走去,履历表也只有两行,都是台大医院的医师职务。对我来说,投身公共事务领域,我的心态没什么改变,只是走到不一样的工作环境;或许对其他人来说,转换跑道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对我而言,长期以来管外科加护病房、急诊这种科别,平时就需要承受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也早就习惯“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殊状况”,所以,转换跑道这件事说起来一点都不是大问题。
虽然我并不恋栈过去的成功,也不畏惧中年才转换跑道的未知,但在参选的过程中,我倒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民众殷切的热情、和热烈的盼望,民众握着我的手说:“柯医师,为了我们,你一定要赢啦!”眼前这人紧握着我的手,一脸严肃、彷彿传达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我突然有种很想哭的冲动,感受到台湾话所说的“寄望”,很多人把他们的期待寄托在我身上。
柯文哲的竞选广告
台湾社会需要改变!台湾政治最大的问题是蓝绿恶斗、党派恶斗,如果要走出过去蓝绿对立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有人打破蓝绿或超越蓝绿,应该要有一次机会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政治不应当被蓝绿所绑架。我对自己的使命感在一次又一次的过程中愈来愈强烈。不过,真正催生“柯文哲参选”的人应该是庄瑞雄,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还找不到台北市长人选,他被媒体逼急所出的奇招:“找柯文哲来选!因为他与人为善,救过很多国民党‘大咖’。”
当我二○一四年二月向台大请了长假,真正投入选战的几个月内拜访了多人,逐渐有些感想:其实政治没有那么困难,找回良心而已。因为在台湾社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在台湾,对的事情没有办法做,而错的事情一直在做。因为从当一个医生的角度看台湾今天的政治形势,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回到最初衷?”
应该这么说,我当一个医生,在做CPR的时候难道会因为党派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一样的抢救力道吗?当然不会!我面对病人,我只是回归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他就是一个人、需要治疗。因为这种个性,所以当邵晓铃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去帮忙;连胜文需要急救的时候,我去急救;阿扁有病的时候,我一样去医疗。我常在想,台湾的政治是不是能够回到一个把人当作一个中心的本质来看待?暂时抛去蓝绿,让台湾社会有一个重新开机的机会。
过去,我在台大医院做了很多计划都很成功,叶克膜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外科加护病房至少一定是亚洲最好的外科加护病房,我当过创伤医学部主任,开创台湾第一个医学点预防住院医学科,而且,台湾是继美国、欧洲之后,拥有世界第三套的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的地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经验当中,我发现自己是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来让台湾的未来有更好的机会。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台北市长?”坦白讲,人生都是意外,当有一天命运把一个任务交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还是会很认真去做,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我讲话直白、衣着不修边幅、很俗、待人不热络。天啊!这完全是传统政治人物的负面表列,而我竟然正在竞选台北市长?
因为我的口才不算好、说话也不刻意讨好人,因此才特别懂得仔细倾听,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基础与双方信任的开始。很多人忽略了“倾听”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关键。当所有台北市民的声音可被听到的时候,不就是直接民主吗?这就是我主张“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源头。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让选民四年投一次票而已,为什么不让选民天天可以表达意见呢?既然网路发展这么进步,我们就应该开放资讯让市民检验,透过网路投票提供决策参考,并且匡列预算给市民提案,让台北市民的创意与活力进入市政府的运作。网路乡民其实就是社区公民,公民主义的第一步就是透过网路实现。
过去我都专心在台大医院工作,所以没有竞选班底,帮我助选的朋友是来自各方的义工。后来我举办海选征人,让有心从事政治工作的年轻人都有机会参与,他们对于选举的创意和想像都很棒!如果台湾的政治依旧被权贵和派系把持,这些年轻人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政党轮替只会变成权贵轮替、派阀轮替,我相信庶民主义可以打破权贵阶级垄断政治。
柯文哲自传《白色的力量》
我在台大医院的工作,最大挑战就是常常需要在三十秒内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究竟要使用叶克膜这种侵犯性的急救?还是安宁疗护让病人平静地往生?救与不救就在一念之间。这个工作必须理性、冷静、抗压性高,不能有差错,更要考虑人情世故的因素,每一个决定的结果都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生死决策”的经验,对于未来我处理台北市政是有帮助的,因为尊重生命、所以也对世间的一切真诚,我重视数据、公事公办,但也不会背离亲情人性。
对我而言,这不只是一场选举而已,它更是一场改变政治、改变选举文化的社会运动。有些市民会说:“我支持柯医师,但是台北市的蓝绿板块,你根本赢不了。”但我相信“人因有梦想而伟大”,像我这样的政治素人,不是正在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吗?这半年来各项民调的领先,简直是过去二十年在台北市未曾发生过的现象。我相信柯文哲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也希望台北市民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台湾的历史。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讲话直白不修饰、五十五岁才投入选战,而一选就是台湾的台北市长的“柯文哲现象”有很多的讨论。我认真思考过,“柯文哲现象”绝对是不正常社会的产物,为什么媒体喜欢找柯文哲问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回答的绝不是假话。这很讽刺!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人敢说真话?建立一个不讲假话的社会很不容易,不过,唯有用讲实话来建立一个对的环境,接下来才能做对的事。
我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见面的时候,她笑说自己是非典型政治人物,过去的人都是典型政治人物,她接着说:“你更厉害!你是非政治人物!”当时我回答她:“从今天开始,由我来定义什么叫真正的政治人物。”“讲实话,做实事”才是新时代政治人物的标准;而我,就是这样的人。
历任台北市长曾提过轴线翻转、淡水河曼哈顿,结果呢?只是说说而已。最近又有人提出了台北两个心脏,计划把东区的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搬全部到西区的台北车站附近再重建,在我看来,这也是讲讲罢了。除此之外,可怕的是提出新生高架桥地下化这个根本是违反常识的主张,如果讲错了,认错就算了,结果却是硬拗。我认为比无知可怕的是死不认错的傲慢态度,因为一旦出事,更难掌握。
那么怎样才是好的台北市政?我的想法是这样,要有远大的愿景,然后由下而上进行民意的汇整,由小而大进行市政的建设。到底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喜欢的做给他,老百姓不喜欢的,把它拿掉。因此,政策之制定,必须是政府说得到、做得到,更重要的是完成以后,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台北市政的目标,应当是将台北市建设成一个可以安居乐业、适合人居住的城市,而且市民可以感受到幸福感。
以前我常常讲:我们要留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现在我有更积极的一句话:“我们要如何一起努力创造台湾历史的未来?”台北市民,如果你对未来还有期望,如果你对未来还有寄望,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改变台湾的历史。
本文选自:《白色的力量2—改变成真:柯文哲的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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